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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楊  禹
　　北京APEC圓滿落幕。不出意外的話，等25歲的APEC成長到接近四十不惑之際，還會再次來到中國。下次來中國時在哪兒開會？已辦過APEC的京滬兩地，都有梅開二度的可能。不過，第三種可能，讓人充滿遐想。
　　APEC這種層級的會在哪兒開，第一位的判斷依據不是辦會的具體條件，而是會議地點所蘊含的政治表達。2001年上海APEC，恰逢世紀之交，中國站在入世的門檻上。那時選擇改革開放前沿之地上海，是為傳遞堅定推進改革開放之意。2014年北京APEC，中國已從追趕者變成領跑者，從規則的學習者變成規則的參與制定者。此際正需充分展現中國的政治影響力，首都北京，成為不二之選。
　　政治選擇之後，才會考慮辦會條件。從北京APEC會議周可以看出兩點：其一，在21位經濟體領導人聚首之前，高官會、雙部長會、工商領導人峰會等系列會議，承辦量不小，參會人員大流量集中進出境，安保要求高，非國內一般中小城市可以輕鬆承載；其二，國內有條件把這活兒乾好的地方，除京滬之外，應還有廣州、成都、天津、武漢、西安等一線大城市，以及三亞這樣地方不太大、但辦會設施相對充裕的“‘大’外之選”。
　　三亞曾在2011年承辦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。相鄰一小時車程的博鰲，靠一年一度的博鰲論壇積累資源及經驗，完全可與三亞統籌調度，一起承擔舉辦重大國際會議的壓力。“三亞+博鰲”還有一個獨特好處——“APEC藍”，真真兒的習以為常。
　　可以肯定的是，13年後，類似三亞、博鰲這樣的選項，還可能再多一些。而舉全城市之力辦一次大型會議，過後讓會議設施閑置N多年的做法，實不可取。這就意味著再過十多年重回中國的APEC會議周，如果避開大都市之選，那就更可能由一處常年訪客不輟的國際型旅游城市來承辦。
　　中國是禮儀之邦，又樂於向遠方來客展現自己的傳統文明和新鮮成長。所以把一個重要的國際會議順利妥當辦好，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、社會生活的一件大事。未來的十幾年，應是中國繼續穩健發展並且更加註重國民生活福祉的一段時期。等APEC會議周再來中國時，我們的全面小康應已實現，正一步步篤定地沿著中國道路走向更高水平的現代化。
　　到那時，辦會地點應不是為難之選，而是從容之選。那時的北京，或許也能把“APEC藍”變成常態了。那時的上海，應有更醇厚的國際大都市味道了。到那時，若選擇在三亞、博鰲，那裡的輕鬆氛圍，倒是與APEC領導人會議的“非正式”特征更加貼合。那時甚至不妨把領導人們請到成都去，看看中國西部腹地的百姓，那種悠哉悠哉的生活態度。也不妨讓他們到長三角去看看小橋流水，看看那裡已模糊了城鄉邊界的、一個現代化的鄉土中國。
　　替十幾年後操心，是一件有點多餘、卻也有點意思的事。除了APEC這種級別的重大會議，更多的國際會議不妨先行先試，多到京滬之外的廣袤中國去走走，多到特大都市之外的“另一個味道的中國”里去瞅瞅。▲(作者是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研究員、中央電視臺特約評論員)
（編輯：SN090）